（一）各監管部門總括

自2013年私募行業正式被納入證監會的監管之下以來，對這一行業的監管漸漸走向正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監管部門主要涉及四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監會）、其派出機構（各地方證監局）、中國投資基金業協會（中基協）、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股轉公司）。這四種部門在面臨具體的違規情況時處于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我們通過對違規公告上數據整理和分析，比較不同部門的監管力度、監管范圍和監管范圍。

圖4-30顯示，各監管部門所查處違規次數及占比情況。證監局披露違規次數上占比91%，遠遠大于其他幾個主體，因為基數大。排在第二的是證監會，占比6%。披露次數最少的是中基協與股轉公司兩個部門，與其各自的職能和管理違規的范圍有關。

各地方證監局是檢查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違規的主力軍，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要切實提高私募行業的合規水平，必須讓各地的證監局承擔起監察重任，與證監會形成良性互動。同時，也要加強這四個部門之間的配合、更合理地分配權責關系。

圖4-30 各監管部門披露的違規次數及占比分布

（2014-2017）

表4-6顯示，地方證監局是檢查違規行為的主體部門，在對十大私募行為違規檢查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適當性方面違規是地方證監局重點監察的方面，一共查出了97次違規；登記備案方面違規也是地方證監局監察較多的方面，一共查出了70次違規；其次是公開宣傳方面違規，一共查出了57次違規。上述三大類私募行為的違規，占了地方證監局查處違規的75%左右。

證監會查處的私募行為方面的違規主要是投資行為和信息披露兩個方面，分別是9次和2次，說明證監會重點檢查的方面。這兩類私募行為方面的違規是情節較嚴重，且影響較大的違規情形。

中基協查處的違規較為分散，且懲處次數并不多。登記備案方面被查處8次，信息披露方面被查出了7次，基本信息方面被查出了4次。這三大類是懲處較多的私募違規行為，說明中基協工作重點在于，檢查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記備案、信息披露和核實基本的真實性信息。

股轉公司查處的私募行為只有信息披露，并且只有4次。對其他類別的私募行為并沒有公告記錄，這和股轉公司的定位有關。

圖4-31 地方證監局對各私募行為的懲處次數及占比分布

圖4-31顯示，地方證監局主要懲處的類別按懲處次數占比從高到低排序依次是適當性（23%）、登記備案（17%）、公開宣傳（14%）、財產安全（12%）等類別，這些類別下的懲處次數占據了地方證監局懲處總次數的接近75%。

圖4-32 中基協對各私募行為的懲處次數及占比分布

圖4-32顯示，中基協主要懲處的類別按懲處次數占比從高到低排序依次是登記備案（30%）、信息披露（26%）、基本情況（15%），這三大類別懲處次數占比超過了中基協懲處的所有懲處次數的70%。

證監會懲處的私募行為類別只有投資行為類和信息披露類，其中對投資行為類違規的懲處次數占比高達81.82%。股轉公司懲處的私募行為類別只有信息披露類。

圖4-33 各監管機構對各私募行為的懲處次數百分比堆積分布

圖4-33顯示，在對所有的10大私募行為違規的懲處上，地方證監局都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懲處次數占比均超過60%），在適當性、財產安全、內控制度、募集行為、公開宣傳五大私募行為方面的懲處次數占比超過90%，在適當性、財產安全兩大私募行為里的占比甚至達到了100%。這說明地方證監局在所有的10大私募行為的懲處里都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在內控制度、募集行為、公開宣傳五大類別的懲處里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適當性、財產安全的懲處方面發揮了全部作用。

在產品設計、基本情況、信息披露、登記備案等大類私募行為的懲處方面，中基協的懲處次數都占據一定比例。其中，在產品設計這一大類私募行為方面的懲處次數占比接近40%。但是，在其他的違規點大類上，中基協發揮的作用很有限。這與中基協作為證監會授權的行業自律組織的監管權限有關，反映了中基協未來監管要強化和彌補的發展方向。

證監會在投資行為大類懲處次數中所占的比例約為15%，在信息披露類別的懲處中也占的比例也很小。這與證監會的職責定位有關。作為地方證監局、中基協和股轉公司的上層管轄機構，證監會會重點查處一些重大違規事項。

圖4-34 各地各監管機構懲處次數分布

圖4-35 各地各監管機構懲處次數占比分布

圖4-34、圖4-35是不同的地區各部門的懲處次數和其占比情況，其中各證監局的懲處是所有違規點懲處的主體。但在北京、上海、廣東三個省市中基協的懲處次數也占了當地違規點總懲處次數的一定比例，其中北京、上海占比較大，達到60%左右，北京、上海、廣東三地中基協懲處次數的絕對量也分別位列前三名。

在廣東、浙江兩地，證監會懲處的違規點絕對數量較多。在廣東、上海、深圳三個省市，證監會懲處的違規點數量占比相對較大。鑒于證監會懲處的案例情節往往較嚴重，懲處地違規點大多數是投資行為方面的不合規。說明在以上這些省市，私募企業發生例如投資行為方面的嚴重違規相對較多，且這些省市都是重點地區，一旦發生違規會產生相對別的地區更為深遠的影響，所以也是證監會的重點監管對象。

北京、上海、廣東、深圳、浙江五個省市的違規懲處由多種監管部門共同參與監管，表現這些地區擁有較多層次的復合型私募行業監管體系，各部門間是互相配合、共同監管的關系。

（二）各監管部門懲處情況

（基于公布的懲處文件數量的分析）

由于懲處次數和監管機構公布的懲處文件數量并非完全等同，因此我們從公告次數維度對各地區各部門的管理做了統計，并與基于違規次數統計得出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

圖4-36 各地各監管機構懲處次數分布

圖4-37 各地各監管機構懲處公告數量分布

對比圖4-36、圖4-37發現，按統計總數由大到小排序，可以發現吉林、湖北、廣東、河南等多個省市的次序都發生了改變。這說明同一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會觸犯不止一個違規點，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監管部門在懲處違規企業時的不同方式，有的會重點抽查某一個違規點，而有的會全面查處私募基金管理人所有的違規點。

圖4-38 各地各監管機構懲處次數占比分布

將采用不同的維度計算出的占比情況作對比，可說明中基協的懲處數量在懲處次數維度下的占比要高于懲處公告數量維度下的相應占比，結合中基協懲處涉及的違規點數較多這一點來看，說明是中基協一次懲處了多個不合規方面。

研究各局對應的懲處點發現，適當性、公開宣傳、登記備案是多個地方證監局的監管重點，分別出現了11次、11次和10次。